博客來出清

前言
 
‧上編‧跨域抗爭運動——中國近代史的新視野和新史觀
第一章  動物化文圖與近代中國的反教排外運動
一  前言
二  19世紀後期的動物化文圖
三  20世紀初期的動物化文圖
四  結論
第二章  1905年的廣州社會文化——從抵制美貨運動的幾個側面觀察
一  前言
二  廣州的排外傳統和反美情緒
三  艾麗絲訪問廣州事件
四  《拒約報》與廣州的抗爭文宣
五  結論
第三章  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1905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
一  前言
二  美國華人與近代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的形成
三  英屬新馬華人與近代中國：從抵制美貨運動到革命運動
四  澳洲華人與近代中國：保皇會與抗美運動的關係
五  抵制運動：海外華人與中國近代史
六  代結論：三個問題的反思
 
‧下編‧跨域華人社會與政治—— 從中國到南洋
第四章  新馬華人近代史分期芻議
一  前言
二  華人近代史分期的依據標準
三  新馬華人近代史前段各期的特點
四  新馬華人近代史後段各期的特點
第五章  近三十年來新加坡的華人研究 
一  緒言
二  新加坡的華人研究基地
三  學報的出版
四  叢書和紀念特刊
五  回顧與展望
第六章  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
一  前言
二  19世紀檳城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
三  檳城的客籍副領事
四  檳城華人社會第三股勢力集團的形成
五  結論
第七章  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
一  前言
二  移民社會的歷史背景和婦女南來的原因
三  檳城的紅燈區
四  娼妓問題與社會輿論
五  妓女與鴇母及嫖客的關係
六  妓女與私會黨及警察的關係
七  娼妓參與的慈善事業
八  結論
第八章  檳城婦女問題與女子教育——以《 檳城新報》之論述為中心
一  前言
二  議論文章的性質和數量的分析
三  女子教育問題
四  結論
第九章  康有為與孫中山在新加坡——論日本刺客事件
一  前言
二 日本「刺客」南來的情報來源及海峽殖民地政府的認知
三  海峽殖民地政府為何很快地「抓放」日本刺客？
四  英國政府對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看法
第十章  孫中山在檳城的革命團體及其互動模式
一  檳城三大革命團體的成立
二  檳城三大革命團體的關係
三  辛亥革命史中的檳城革命團體
第十一章  同德書報社與孫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傳承
一  前言
二  孫中山與同德書報社
三  同德書報社的領導層
四  同德書報社與紀念孫中山的活動
五  結論：孫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傳承
第十二章  戰後新加坡社會變遷中的勞工運動
一  前言：勞資關係之基本理論
二  戰後工運發展的三個階段
三  勞工運動的後現代論述：浪漫劇的角色解讀
四  結論
 
‧續編‧跨域知識分子——再發現南洋與中國
第十三章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再發現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
一  前言
二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三  晚清招攬人才政策和南洋知識分子回國的機緣
四  餘論
 
參考書目
 
後記

序    

　　20世紀90年代初我到美國進修博士學位，專業領域是中國近代史。1995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有關於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與中國城市的群眾抗爭。我的論文強調，雖然學界普遍認為近代中國的群眾運動始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具有「近代」意義的群眾運動在20世紀初年已經發生，而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就是其雛形。取得博士學位後不久，我受聘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之所以被聘用，除了我在中國近代史專業領域的研究能力受到肯定外，也可能由於我的博士論文中有一章專門討論海外華人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的角色。因為當時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更名副其實的系名為漢學系或中華文史學系）正積極發展有關海外華人研究的領域，而我的加入正可以加強這個領域的師資陣容。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學的最初幾年，我繼續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因為那畢竟是我「寒窗苦讀」多年的專業領域。事實上，我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同時，即已開始關注海外華人的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愈發瞭解到這兩個研究領域之間的相互影響。自從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以西方為中心的「挑戰—回應」史觀在20世紀80年代受到柯文（Paul A. Cohen）等學者的質疑後，西方學者開始努力以「中國中心史觀」來研究中國史。中國的史學工作者更發揮一貫的專長，即從中國的檔案和資料以及從中國人的史觀來論證史實，即使是涉及海外華人的有關課題也不例外。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不只是本區域的漢學研究重鎮，更是海外華人和東南亞華人的研究基地和中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東南亞華人或南洋華人課題的條件可說是得天獨厚。不僅大學圖書館藏有珍貴的文獻和檔案，以及早期的海外華文報章，大學當局更是鼓勵和大力資助發展東南亞研究，使之成為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最大特色和焦點。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如果不旁及東南亞研究或南洋研究，實在是暴殄天物，或置身於寶山卻空手而歸。因此，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開始教學和研究生涯後不久，除了繼續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也進入另外一個研究領域，即海外華人史，尤其是南洋華人社會的研究。所謂「海外」，指的是中國以外的所有地區；「南洋」則是有特殊歷史含義的地理名詞。如果以地理疆域而言，約等於今天的東南亞（Southeast Asia）。由於「東南亞」這個地理名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盟軍劃分戰區之便，才正式被啟用，所以，當我們談到戰前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時，更符合當時的稱法應該是南洋華人。時下雖然流行所謂的「跨國主義」，但濫用跨國主義理論來研究南洋華人，或東南亞各國獨立前的華人社會，是不恰當的。
　　　　
　　在英屬南洋中，最早被開發的是檳榔嶼（現稱檳城，為馬來西亞的一州）和新加坡兩地。英國人先後在1786年和1819年控制和開墾檳城和新加坡。兩地的華人人口日益增多，華人社群組織隨之形成。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授意下，華人社會自成一套以華人領袖和社團領導為首的管理系統，在殖民地政府的監督下自行運作。在整個19世紀大部分時期，檳城和新加坡分別是馬來半島北方和南方的華人政治、文化、商業和社會活動中心。到了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上半葉，新加坡才躍居為整個南洋地區的總樞紐。因為新加坡地處南洋中心，交通方便，是中國南來移民的登陸地和轉運站，因此新加坡華人的人數眾多且集中，商業發達，使之成為南洋華人的商貿、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

　　有關檳城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研究，甚至是整體的新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已有不少專著和專題研究。但是，令人驚訝的是，至今尚無有關新馬華人歷史分期的討論。如果與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曾在過去一段時期的熱烈討論相比較，真是天壤之別。近代新馬華人史始於檳城的開埠。1786年英國取得檳城的經營和管理權後，開始引進大量移民協助開發經濟資源，其中主要包括中國東南沿海閩、粵兩省的華民。所以，檳城華人社會長期以來，便以閩南人（當地人泛稱為福建人）和廣東人（廣義地包括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等）組成。華人社會的領導權一向由福幫和廣幫所把持。最明顯的指標是當地兩個華人最重要的組織，即1800年成立的廣福宮和1880年成立的平章會館，一向以來都是由福幫和廣幫均分領導權。一個社會當然不是由上層領導人所單獨構成，我們要對一個社會有更全面的瞭解，也要探索下層和中層社會的情況。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跨域活動，把中國政局和南洋華人社會牽連起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從中國流亡到海外的人物如康有為和孫中山等人，都不約而同地將海外華人社會當作他們的「三個基地」，即流亡避難基地、籌措財資和人員基地，以及策劃變革大計基地。近代中國大時代變革的鬥爭場域，由境內延伸到海外。不只滿清駐外官員、康有為和孫中山等人在進行著三角交叉的鬥智鬥法，英國殖民地政府和日本友人也被牽涉在中國的政治漩渦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外在大環境的影響，新加坡的社會和政治面貌有了嶄新的發展。在世界各地的反西方殖民統治浪潮衝擊下，再加上戰後共產主義和左派勢力高漲，新加坡的社會也受到影響。由於馬來亞於1957年獨立（1963年擴大為馬來西亞），新加坡也於1965年獨立，當地華人的身分認同有了明顯轉變，分別成為馬來亞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和新加坡華人。「南洋」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地理概念名稱也在這個時期逐漸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東南亞」。它是東南亞地區各個享有獨立政治主權的新興民族國家或多元民族國家的總稱。

　　如果說上編的三篇文章是我原來的學術專業領域的研究成果，下編的九篇文章就是我跨越學術領域後的研究論集。前者屬於中國近代史範疇，後者是南洋華僑華人史或新馬華人史範圍。這樣的研究歷程也帶給我不少困擾，因為儘管南洋華人的史事研究與中國近代史有密切的關係，但南洋華人研究的主體畢竟還是地方本位的研究，研究當地的社會和政治文化等，所要參考的檔案和史料，以及所要注意的學術論著和文獻，都和中國近代史領域的要求不同。橫跨這兩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就如同時開闢兩個戰場一樣，倍感吃力。讓我感觸特別深刻的是，參加歷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時候，發現出席中國近代史學術討論會的往往是一批熟悉的學界朋友，而參加華僑華人學術研討會的往往又是另一群學界朋友，這兩批學者甚少有機會在同一個學術討論會的平臺上交集，因為這兩批學界朋友的研究議題和關心的領域有明顯的不同。

　　上述的困惑促使我思考一個問題，有沒有任何學術課題可以讓我同時結合我所關心和感興趣的兩個領域，同時又能充分利用我在這個兩領域的知識和研究資源。幾年前終於發現了伍連德：一位在中國醫學界被尊稱為「近代中國醫學先驅」的人物。同樣一個人物，在新馬地區卻是以「海峽華人三傑」之一（三位最傑出的當地土生土長的華人之一）聞名。儘管如此，直到兩年前我在蘇州大學一場晚清國家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有關伍連德的論文前，中國近代史學界除了從事醫學史的工作者外，沒有多少人知道伍連德。而在新馬地區，他的名氣和事蹟也不如另外兩傑（曾擔任過廈門大學校長的林文慶和撰寫《新加坡華人百年史》的宋旺相）為人所熟悉。事實上，這位生長在檳城，獲得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曾在南洋和中國做過一番大事業的世界級「鼠疫鬥士」，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應該要比現在所知的來得更重要。掌握了這個發現，我終於找到一位足以讓我進行跨域研究的人物：他是一個在南洋和西方奠定學術和事業基礎，卻成就更大的事業於中國的知識分子。

　　經由對伍連德的研究，我也對有類似身分背景，且在不同領域對近代中國做出不同方面貢獻的南洋人物開始注意和研究。比伍連德年長廿二歲的同鄉辜鴻銘和比伍年長七歲的印尼（當時稱為荷屬東印度）華僑李登輝也受到我的關注。辜鴻銘在檳城接受英語教育，在歐洲完成文學和哲學專業訓練，來到中國後，不只因為長期在張之洞幕府服務受人矚目，更因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固執和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留名。李登輝在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回到中國後，為復旦大學的創辦和經營，立下汗馬功勞。伍連德、辜鴻銘和李登輝等南洋華人知識分子，當年為何來到對他們來說不只是環境陌生，而且也語言不甚通的國度。答案絕對不是老生常談中所謂的「愛國華僑回國貢獻和建設祖國」論述這麼簡單。

　　總的來說，這本書從研究對象的活動空間而言，無疑是跨地域或跨疆域的，它涉及中國、南洋和歐美等地。從研究方法的範疇而言，是跨學術領域的，除了傳統史學研究方法貫穿各章外，有些文章也輔以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考察和查訪、社會學的統計和調查、政治學的勞資理論學說、口述歷史記錄、生活史、地方史和性別史等研究方法。既然本書是跨地域和跨領域的史學研究成果，乃定書名曰：跨域史學。而副題則強調此研究是以新的視野來探討近代中國和南洋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